当前位置：中国广告人网站--->媒介宝库栏目--->媒体杂谈-->详细内容 《中国青年报》：新闻采访权的五大硬伤 作者：佚名 日期：2001-11-13 字体：[大] [中] [小]

《重庆商报》记者罗侠在采访中被打，全国舆论哗然。尽管行凶者已被绳之以法，但此事件引起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却未平息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，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利？ 

    从近些年来有关记者的新闻看，采访权不仅仅是被一些暴力所侵犯，而且还被一些更严重的恶意诉讼、地方保护主义等等侵害。在记者节之际，反思一下近些年侵犯采访权的方式，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，十分必要。 

    最常见的侵犯记者权的手段有： 

  
;  第一，人身伤害。这是最野蛮地阻止新闻采访的方式。罗侠被打至今仍没有恢复，行凶者更是口出狂言，气焰嚣张。发生这样令人发指的事件，出乎文明社会的常理，也可见新闻采访权被践踏的程度。殴打记者，更多的情况是当事人阻止采访，害怕曝光，而几乎没有因为记者拒绝陪酒而遭殴打的先例。 

    罗侠被打事件情节恶劣，但还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。在本报2000年10月23日的报道中，福建宁德电视台的记者投书本报，反映他们在采访中遭到警察的殴打，并被扣压摄像设备。如果说，殴打罗侠的是地痞无赖，那么少数代表政府部门的职员也参与殴打，则使这种侵犯采访权的现状变得更为复杂、严重。 

    第二，滥发记者证。采访权受到的第二种伤害，就是某些地方政府置国家法规而不顾，擅自发放自制的记者证，没有这个所谓的记者证，有关单位一律不接受采访。过去，这一现象只是在某些地、市局部出现，现在，已经成为南方某省的通例。该省省委宣传部和政法委居然联合发放“采访证”，全省的政法系统只接受有这种“采访证”的记者采访，即使一个记者持有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制发的“记者证”，也将在这里被拒之门外。 

    第三，恶意诉讼。恶意诉讼目前正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“报复”记者的手段。由于宪法的司法化在中国还有一个过程，导致民法中的“名誉权”在实际审判中的效力甚至大于“宪法”，从而使记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，承受诉讼之灾。我国著名教授黄卫国在“卢跃刚案”中说：在我国当前的新闻官司中，“名誉权”已成为某些人逃避舆论监督的挡箭牌。 

    我们知道，任何一篇批评报道，都将会给当事人带来“名誉损失”，如果当前的法律状况不进一步改善，那么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媒体监督，将永远处在一种法律弱势状态，从而最终使舆论监督销声匿迹。如果我们关于宪法中“言论自由”的司法化还将有个过程，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在法律上明确：一个行使政府权力的官员，其名誉权应该被严格地限制。 

    第四，打招呼。严格地说，这已经超过采访权的范围，而进入到干预编辑权的领域。一篇批评报道采访完之后，记者最担心的不是写作、不是主题，而是能否顺利见报。而往往在见报之前，被批评的对象会动员所有的社会关系，向一家媒体的各个岗位游说、施压、甚至贿赂，直至将报道扼杀在摇篮之中。本报记者刘健撰写的《两支队伍包围焦点访谈》曾脍炙人口，文章说，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排着两条队，一队是孤苦无助的上访者，一队是为批评报道说情的官员。可见“打招呼”的风气之烈！ 

    第五，证据约束。和前面所述相比，这是一种被动的伤害，因为这种伤害来自于法律的不完善，而不是被媒体批评的对象。在文字记者的采访中，能获得的最好的证据可能就是录音带，但是在法律上，录音带却不能成为证据，这使记者在采访中常常要去做一个侦探的工作，不仅增加了采访风险和成本，而且极大地限制了报道的范围。 

    以上是对几种侵犯新闻采访权的粗浅归纳，希望能引起法律部门的重视，能在立法上，明确一些条款，以保障新闻采访权利不受侵害。 （熊波）